来源:济南日报
2022-07-05 09:01:07
不久前公布的秦陵“仰卧俑”因其姿态独特,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红”。这件文物见证了我国杂技前身——百戏的发展历程。
“仰卧俑”的价值固然珍贵,但在我们济南的一套文物面前却有点儿“弱”,它就是杂技俑文物的“天花板”——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
实际上,济南的彩绘乐舞陶俑并不只有这一套。在济南多个地方、多次出土乐舞俑、杂技俑,说明在济南这片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正是这座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最直接体现。
“仰卧俑”体现古代军中的讲武活动——百戏
不久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外首次公布了一件奇特的文物——刚刚修复完成的“仰卧俑”。
这件编号为28号的秦俑出土于K9901秦陵百戏俑坑。百戏俑坑共出土彩绘陶俑近30件,目前修复了25件。由于其出土的陶俑与兵马俑有着较大的差别,学术界推测这些陶俑是为秦代宫廷提供百戏表演的百戏俑。与兵马俑坑象征军阵的内涵所不同的是,百戏俑坑象征着秦代宫廷娱乐杂技的机构。
修复完成的28号俑,姿势和坑中其他较为常见的站姿或坐姿的陶俑完全不同,呈“仰卧”状,也被网友戏称为“瑜伽俑”。
仰卧俑被发掘出来时,其实是72块残片和12片残渣,头、双手也不见了,破损严重。修复耗时9个多月,可以想象修复过程是多么的复杂、艰难。
百戏起源于古代军中的讲武活动,到战国末期和秦汉时期是宫廷中的娱乐表演节目。据记载,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不仅把各国诸侯的钟鼓搬到咸阳宫中,而且还把六国诸侯宫廷中善于歌舞的艺人当作战利品集中于咸阳,演出百戏。汉武帝时专门在长安举办了一次大型的百戏演出,允许官员和长安的市民前往观看。由此,百戏逐渐向民间发展。
秦之后,百戏杂技节目不断发展变化,形式日益丰富,吸引力越来越大,最终发展出了我国著名的表演艺术——杂技。
济南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是同类文物的“天花板”
因为造型独特,这件“仰卧俑”亮相后随即引起网友们的关注和喜爱。但说起杂技俑,这个“新晋网红”跟济南的一件“国宝”比起来,可就有点儿“弱”了。
在济南市博物馆珍藏着一套国家一级文物——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这套杂技俑堪称同类文物的“天花板”。
1969年,这件“国宝”在济南北郊无影山南坡的古墓中“横空出世”,立即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高度关注。当时是我国第一次发现这样的杂技俑,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共有21个,动作不一、表情各异、各具特点,而这些陶俑是被放置在一个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陶盘上。陶俑中乐工7人、杂技表演者7人、观赏者7人,完整展现了汉代贵族观赏乐舞杂技表演的场面。据介绍,其实陶俑原本应该是有22个,不过有一个在出土时就缺损了。
在保存下来的21个陶俑中,7个表演者位于陶盘的中心位置,其中四个头戴尖顶褐色小帽、身穿及膝紧身短衣、腰束白带的男子正在表演杂技。前面两人双手撑地,举足倒立,相对表演“拿大顶”。后面两人,一人向后弯腰,另一人胸部着地,双腿反弓过肩,身体反圈成一个圆形,双手扶脚,类似现代杂技中的“叼花”,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柔术动作。
在杂技表演者的左边有两个年轻女子,面施粉黛,头挽垂髻,身穿绕襟长袖花衣,一红一白,挥舞长袖正翩翩起舞。这是汉代非常流行的长袖舞。长袖舞最初是楚国宫廷舞蹈,长袖、细腰是其基本特征。最独特的是,在表演队伍最前面一个身穿窄袖朱色长袍的人,他双臂向两侧张开,头微微向上昂起,似在引吭高歌或大声咏诵。这个人是陶盘上唯一一个可以转动的人物俑。
后面的乐队也有7个人,最左侧2女子,头挽垂髻跪地吹笙,其余5个是男子,依次在鼓瑟、击扁形小鼓、敲编钟、击磬、击建鼓。笙、瑟、钟、鼓、磬都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
剩下的7个人分列两边,是观赏者。其中右侧4人,宽衣博服,头戴冕形冠,前面放置有两个酒樽,应该是地位尊贵的贵族;左侧4人,头发束成高耸于头上的环形发式,与鼓瑟人的发型相似,似非贵族,应是一般观赏者。
济南市考古研究院院长李铭表示,这件西汉杂技乐舞陶俑人物多,置于一个陶盘上,集观赏、舞蹈、音乐、杂技于一体,看上去很繁杂,但是布局却井然有序,人物主次分明。表演者、乐队、观众之间的空间安排很和谐。而这样的场景是汉代非常流行的百戏。这样一套极为精巧的陶器,对于研究汉代的音乐、舞蹈、杂技、雕塑、社会、经济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章丘区女郎山、危山等都出土过乐舞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多地曾陆续发现过一些汉代的乐舞俑、杂技俑或木俑,但大都是单个的,唯有济南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集音乐、杂技、舞蹈、观赏者于一体。而且,这件文物是我国最早出土的立体地反映汉代百戏演出完整场景的实物,不仅有历史价值,还有艺术价值。
这套济南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并不是济南出土的唯一的相关文物。“2013年,在章丘区女郎山还出土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年代更早的彩绘乐舞陶俑,属于战国中期田齐贵族墓的冥器。这组陶俑多达38件,其中有人物俑26件、乐器4件、祥鸟8件。人物俑又包括歌舞俑、演奏俑和观赏俑三类。人物俑脸部有粉红彩,衣纹也塑造得很清晰,而俑的发型、服装都是先捏制好再烧制的,衣服上的花纹、色彩则是烧成后再进行彩绘的。其中演奏乐曲的是5个男性乐工陶俑,其他的都是女舞俑。这些陶俑的服饰、头饰等和汉代的乐舞俑又有所不同。”李铭告诉记者,女郎山出土的乐舞俑也非常珍贵。
如果仔细观察这组乐舞俑,可以看出,这些乐舞俑的尺寸虽然不大,但造型生动,形象动作各不相同。演奏者有击悬架磐、击悬架钟、击大鼓、击小鼓等,舞者正在舞蹈,旁边则有人物列坐观看。除了有人物,还有禽、兽在旁边。这组乐舞俑再现了战国时期贵族观赏乐舞的场景,表现出的是当时“乐本于心”的社会风气。“这组乐舞俑比济南市博物馆的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早四五百年,人物形象比较多,数量也多,所以研究价值、文物价值也非常高,为研究战国时期齐国的乐舞、服饰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更为研究从战国时期到汉代杂技在济南地区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实物资料,两者之间肯定有发展、递进、传承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珍贵的乐舞俑、杂技俑文物。”李铭认为,这组乐舞俑和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有着传承关系。
李铭介绍,在章丘危山汉墓中出土的陶俑里有一件车载建鼓舞俑,和乐舞俑属于同一类型。建鼓有一个方形的底座,方形底座上又有一倒扣碗形座,其上有楹柱,贯穿陶制的鼓。建鼓的色彩十分鲜艳,鼓身周围有4个小鼓,叫做应鼓。舞者手拿鼓槌,做出敲击的动作,和战国时期、西汉时期的乐舞俑一脉相承。从这也能看出济南在汉代时乐舞和杂技非常普及,水平也很高。
杂技是中华民族一项古老的表演艺术,源远流长,动作和技巧简单明了,但难度突出。杂技的前身,正是百戏。唐宋后期为区别于其他的歌舞、杂剧,才改称为杂技。
两汉时期,各种百戏技艺更加受欢迎,技艺也越来越难,倒立、顶竿、走绳等杂技表演形式,受到广泛喜爱。济南出土的这些文物,就是2000多年前济南地区百戏的生动再现。
济南地区是百戏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
济南社科院副院长张华松对这类乐舞俑也有研究,他认为,在东汉晚期,济南的百戏、杂技表演非常繁荣,形式增多了,内容也更加丰富。
比如,长清孝堂山石祠东壁下层有一组反映百戏热闹场面的壁画,位于济南东郊的全福庄也曾出土过刻画弄丸掷剑场面的汉画像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物发现是平阴孟庄东汉晚期大型石墓中的10根石雕立柱上的画像。在其中3根立柱上,刻画的都是百戏表演的场景。有扛鼎的,有托人的“力技”表演,也有人兽嬉戏的驯兽表演,还有类似现代魔术的“幻术”表演。此外,更珍贵的是有已经失传的“沐猴戏”“鱼龙曼延”等表演。
张华松表示,这些古代文物都表明,百戏是汉代歌舞艺术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类艺术形式。百戏在当时是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称呼,包括了乐舞、俳优、动物戏等,加上角力、幻术等多种表演形式。而杂技则是其中最中心、最主要的一种艺术。
李铭说,这类乐舞俑在济南多个地区内都有发现,就证明了在那个历史发展阶段,这类乐舞、杂技是一种常见的流行表演形式,汉代时期济南的百戏是非常发达的,而且也符合我国杂技从出现到发展的时间线。
除了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外,还有两汉之际的孝堂山石祠里有百戏图案的壁画,而济南多处古墓中出土的汉画像石上也刻着汉代百戏表演的场景,还有一些零散的乐舞俑、杂技俑的出土,都证明在当时济南地区百戏、杂技表演已经很普遍,而且表演的内容、形式很丰富,水平很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济南地区是百戏、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
不只是济南出土的历史文物上展现的杂技技艺高超,这种历史悠久的技艺传承到现在,依然具有令人瞩目的世界级水平。今天,济南市杂技团培养了一代代优秀演员,以精湛的技艺不断在国际大赛中斩金夺银,为家乡赢得荣誉。
乐舞俑、杂技俑,是济南出土文物的代表。在济南多个地方、多次出土,说明在济南这片土地上,从秦汉以来,就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物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济南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文物大市”。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济南市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工作更是不断取得佳绩,多项考古发掘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且,每年基本都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掘和新的成果和荣誉。
从两千多年前的杂技俑,到现在的数量众多的考古成果,说明在济南这块土地上,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在传承、发展。这些文物是济南最宝贵的文化遗存之一,其蕴藏的文化内涵是提升城市软实力、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开拓思路、积极利用,让历史文物讲好今天的济南故事。(济南日报 记者:赵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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